每逢情人节，我都对“情人”二字仔细琢磨，慢慢推敲。但从来没有得到清晰的形象和模式，一直处于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状态之中。今年是我结婚60周年，历经一个甲子的生活实践，我终于对“情人”二字有了清晰的感悟：原来，情人便是妻子，妻子才是够格的情人。当然，情人是一个很美的字眼，她清丽，淡雅，绵远悠长。她是白天的守候、黑夜的等待，她是生活的甜蜜、理想的陶醉。她是一种奥妙的感觉、奇特的思念、无穷的牵挂。更是一个无限的希望和快乐。
   
    我与老伴，1960年相识于西北玉门关。那时，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，玉门石油会战紧锣密鼓。在大庆油田会战尚未投产的情况下，玉门的原油产量是国家原油总产量的一半以上，玉门人自豪地称：“玉门石油顶了中国的半个天。”
   
    当年二月，玉门局抓原油上产工作组成立，我跟随局团委刘品璋书记到采油厂五区队蹲点，刘书记挂职区队党总支书记，我挂职团总支书记和三工段党支部书记。到单位后，放下行李我就赶往井场，找工段长了解情况。当我在井场四处观望寻觅时，突然从房内走出一女士，大声责问：“喂！你是干啥的？东张西望有啥子好看的？”“找张段长，我是三工段的。”我回答。“三工段就几十号子人，哪个人我不认识？鬼话。”正在骑虎难下之际，张段长闻讯来到了身边，问道：“你是王书记？我是张玉斌。”随即与我握手，并向我介绍：“这是我们工段胥班长，大家称她‘小辣椒’。”我笑笑，举右手表示歉意。没想到，她后来竟然成了我同甘共苦60年的爱妻。
   
    记得在一次回收落地原油活动时，她们班缺一女士，当我查问时，她回：“休息，例假，不能下水。”我不懂“例假”的含义，正要追下文，张段长打了个圆场，“这事我知道，回头再说。”后来，张段长告诉我，“例假”是成年女士每月特有的一种生理现象，国家规定，例假期间可以不参加下水等劳动或作业。事后，我很羞愧，觉得自已这等无知。但又觉得胥班长这人直爽，说话一针见血，“小辣椒”果然名不虚传。心想，谁要与她成家，这辣味肯定难以承受。谁料想，她两年后居然成了我60年同舟共济的贤内助。
   
    在玉门长达10个月的相处中，我俩从未说过一句悄悄话，更没有过在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。我们只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。
   
    当年12月，组织让我参加大庆石油会战。离开五区队的那天，刘品璋书记将胥班长和我叫到一起，先对我说：“小王，你是我的下属，现在已是二十三四岁的人了，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，今天我想给你做红娘，介绍小胥给你做女朋友。你如没意见，下批调人去大庆，我让小胥去找你。”我看了胥班长一眼，她脸红红的，不好意思直视我。我给刘书记点了头。刘书记随后对胥班长说：“小老乡，你也19岁了，可以谈婚论嫁了。小王是五好党员，玉门的优秀青年，配得上你，我给你牵个线，搭个桥，如果没意见，明年争取让你去大庆。”她笑笑，没吭声。我离开五区队那天，她送给我一双自绣的鞋垫，我赠她一个笔记本，并在本子首页写了四句话：树立壮志在心头，秋天必定会丰收。你要听从党安排，好的前程定会来。
   
    四句话前四字是“树秋你好“，“树秋”就是她的名字。短暂的相处，领导的关爱，这就是我们“情人”的开幕式。
   
    1961年12月16日，她随同参加石油会战队伍到黑龙江萨尔图，给我发电报：“人到大庆，来接。”我当天从吉林大安县赶到黑龙江萨尔图，在回吉林的火车上，我俩笫一次坐在一个椅子上，千言万语，不知从何说起，问寒问暖，不知从哪开言。火车窗外，零下40多摄氏度，我内心如春天般温暖。“情人”的味道我开始领略。
   
    到地调处后，她分到晒图室，我在组织科，除在机关食堂偶尔碰到外，平时很难说句话，不是我出差下基层，就是她闭门忙晒图。
   
    1962年2月12日，我约她到室外走走，这是第一次两人边走边聊。我问她，“一个人睡冷吗？”“你不冷？”她反问我。“天太冷，我们把床靠在一起睡吧，两床被子合在一起，暖和。”我厚着脸皮，勇敢地问道。她有点生气了，反问：“没结婚怎么好拼床，瞎说。”“结婚不难，到政府领个结婚证就行，房子请后勤在过道用木板钉一个小窝。”她听后，马上流下了眼泪，边哭边说，“从1960年2月认识你现在两年，没拿过你一针一线，没花你一分钱，没听过你一句掏心窝的话，现在提结婚，没酒没糖，没被没房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”我很愧疚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她突然主动开口：“我知道你出身很苦，我家也是贫农，我从沒指望过你有什么钱财，只要你对我真心，什么我都听你安排。”这是我们认识两年来的第一次散步，第一次交心。这也显示了“情人”之间的风范。
   
    1962年4月14日晚上，处机关开职工大会，动员机关干部下基层。会后，政治处季生元主仼宣读了我俩的结婚证书，还提示，结婚是喜事，不能影响会战，没有婚假，没有产假，自已安排好一切。那晚，没有主婚人，没有证婚人，季主任代表了一切。父母兄弟都不在场。没有烟，没有酒，只有在农场拣的三斤黄豆分散给大家品尝。大家要求汇报恋爱过程，我讲了玉门的风沙飞舞，夺油会战的天寒地冻，三老四严，奇巧相逢。最后，我俩分别唱了一首《四秊歌》和《九九艳阳天》，婚礼就算结束。
   
    我俩摸黑走进小窝，开始品味没有花烛的“洞房”，担心受怕生孩子没能力养活，我坚守了“坐怀不乱”的诺言。20天后，党委派我去指挥部党校学习两论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。结婚才10几天，马上要分开，我恳切地提出洞房夜、夫妻情的话题，我的妻，再次让我懂得了“情人”二字的甜密。
   
    当我从党校回来时，老伴茶不思，饭不香，面黄肌瘦，她没怨我，而是担心孩子怎么养活。后来我俩租了个蒙古族的对面坑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将8个月大的长子送回江苏扬州老妈处。人们说，屋漏怕天雨。在提心吊胆中，老伴又怀了第二胎。生第二胎时，老伴瞒着我进行绝育手术，那年她才23岁。小小卫生所，设备不全，手术水平低下，给她留下了终生的内分泌失调后遗症。在生孩子和结扎的第10天，我又接到参加余秋里部长社教工作队的通知，要立即去山东胜利油田报到。她生孩子尚未满月，身上刀口未愈合，但她坚强地对我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能行。”这一次，让我明白了，“情人”二字，不但有温馨和甜蜜，还有坚强和无私，理解和牵挂。
   
    在山东10个年头，开始吃的全是地瓜干、地瓜面、高梁米，她精打细算，紧衣缩食。动乱期间，我俩抱团守窝。人说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了各自飞。”我们在疾风暴雨中守住了家，这才让我明白，“情人”还是一艘行驶在海洋中同舟共济的小船。
   
    1975年，我们来到江苏参加石油会战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复苏了“情人”的胸怀。从忍饥挨饿到不愁吃穿，从不愁吃穿到有钱不知怎么花的幸福岁月。在高枕无忧的状态下，我的老伴，仍不忘艰苦岁月的往事，常对我提示要居安思危，常用一个缺五分钱进不了火车站台的往事打动我的心。在耄耊之年，她扶我走路，比拐杖稳妥，她代我传话，比助听器还清楚。现在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，“情人”还是老年夫妻“老来伴的”代名词。有幸结婚六十年，往事如歌比蜜甜。万言难表云烟事，借用佳节叙真言。